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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到了秋天,杨泊的身上仍然穿着夏天的衣服,一件浅蓝色的衬衫,一条式样已经过时的直筒牛仔裤,杨泊的脚上仍然穿着黑色皮凉鞋,有时候在风中看见杨泊裸露的苍白的脚趾,你会想起某种生存的状态和意义。
  杨泊是一个已婚男人。
  杨泊是一个有了孩子的已婚男人。
  杨泊的家在某条商业衔上的新式公寓里,去商业街购物或者困逛的朋友们经常去敲他家的门。杨泊家的门框上装有电铃按钮,但它已经坏了。门口有一块草垫子,是供人擦鞋用的,草垫子边上有一只红色塑料捅,里面堆满了形形色色的垃圾。我敲门,或者别人敲门,冯敏会抱看孩子风风火火地跑来开门。冯敏的长发胡乱地用一条手绢绾住,她的头发上散发出海鸥牌洗发膏的气味。冯敏把怀里的孩子调整好位置,说,你好。她的神情有时候慵倦,有时候欣喜,别人是无法事先预料的。冯敏说,这孩子把我累得半死不活,成天要抱在手上。劳驾你给我去洗洗菜吧,我一早就把菜泡在水池里了,就是没空洗。杨泊他一早就去公司了。这些都是前两年对杨泊家的印象了。那时候杨泊正忙于筹备他的经济信息公司,杨泊总是不在家,去找杨泊实际上就是去找他的妻子冯敏和他的大头婴儿,杨泊的朋友们注意到婴儿的脑袋和硬朗的头发,这一点酷似杨泊。
  杨泊现在蜗居在家,现在是1989年了,世界发生了一些质的变化,渐渐趋向于肥胖臃肿,而杨泊却变得瘦弱不堪。有一天他花了一毛钱站到街头的健康游艺秤上测定一下健康状况,只接到一张小卡片。卡片上标明身高1米73,体重60公斤。杨泊觉得卡片内容过于简单,他问收钱的女人,就这些?女人说,就这些,你还想知道哪些?有病要去医院检查。杨泊笑了笑,又定神看了看小卡片,他还是很吃惊。他记得自己的体重一直是70公斤,身高是1米75。体重减轻情有可原,身高怎么也会缩掉2厘米呢?杨泊把小卡片摔在地上,回头说,你的游艺秤一点也不准确。那个女人轻蔑他说,你要是不相信科学测定,可以去屠宰厂的磅秤上秤一下试试。
  杨泊的公司到了秋天已经不复存在了,秋天的时候他经常走过公园路上公司的旧址,那是一栋黄色小木屋,他的公司散架的第三天,就有一家誊印社搬了进去。杨泊站在街对面看了一会儿,突然发现他的办公室窗台上的那盆吊兰。那是他遗忘了的唯件私物,杨泊就跑过去拨开搬家的人群,他抱住那盆吊兰往外走,有人拽住他的胳膊说,你怎么回事?杨泊说,这是我的。他用双肘把那人撞了个趔趄,杨泊说,滚开,这是我的东西。后来杨泊抱着那盆垂死的吊兰回家。他在繁华拥挤的大街上疾走。远远地你能从人群中认出杨泊来,一个特点是他的衣着总是跟不上季节的转换,另一个特点是他的硕大的头颅,它在街道人群中飘浮而过,显得沉重而又孤独。
  杨泊的朋友王拓碰巧目睹了杨泊家遭劫的一幕,王拓是为了女孩的事去向杨泊求救的,后来每逢谈到此事,王拓就很窘迫。
  王拓上杨泊家楼梯时,听见上面一阵杂沓的脚步声,下来一大群人,他们在往楼下搬东西。王拓看见杨泊也在里面,他和另外三个人搬一台冰箱。杨泊朝王拓笑了笑说,你来了。王拓说,谁搬家?杨泊说,我。王拓说,怎么不通知我,搬哪里去?杨泊说,随便。王拓当时没意识到什么,他帮着把冰箱搬到楼下,又搬到卡车上,这时候杨泊拍了拍手,把那群人介绍给王拓,王拓跟他们握完手,听见杨泊说,好了,你们开车走吧。
  王拓跟着杨泊又走上楼梯,杨泊走在前面,他的步态很疲乏,身子有点摇摇晃晃的,杨泊突然说,王拓,这下没有冰啤酒招待你了,冰箱让他们抬走了,电视机也让他们抬走了,王拓说,怎么回事?他们是什么人?杨泊说,我借了他们的钱,没法还清,他们来搬东西,公平交易。杨泊转过脸来,他的表情很平静,拉了拉王拓,来呀,我还有两瓶啤酒,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,凉着呢。王拓说,这帮狗日东西趁火打劫,你还帮他们抬?杨泊说,这有什么关系?他们人少。王拓又说你还正儿八经地给我介绍这人那人的,怎么还有这份心思?杨泊说,这有什么关系?大家见了面总要介绍一下的,就算认识了。
  走进杨泊家,王拓一眼看见冯敏握看把扫帚站在屋子中央,孩子在卧室里大声啼哭,冯敏的脸色苍白,眼圈是红的,她显然是刚刚哭过。王拓有点不知所措,他不知道冯敏握着扫帚想干什么。杨泊始终没有朝冯敏看一眼,杨泊把王拓推到沙发上坐下,说,没什么,我们喝点啤酒,啤酒这会儿肯定还凉着呢。杨泊拿来两个杯子斟满,自己先喝了半杯,他舔了舔嘴唇,说,果然还凉着,挺过瘾的。这时候孩子又哭起来了,王拓看了看冯敏,冯敏仍然握着扫帚站在那里。王拓说,今天就别喝了吧。杨泊说,为什么不喝,一会儿啤酒就不凉了。这时候冯敏僵立的身体动了一下,紧接着她把扫帚从门外扔进来,撞到杨泊的腿上。冯敏没有说话,她的眼睛里是一种到达极限的愤怒和怨恨。她张大了嘴,双唇颤动,似乎想哭又想喊叫。杨泊捡起扫帚,耸了耸肩说,女人就是这样,她们不能经受任何打击,她们像纸一样脆弱而浅薄。杨泊把扫帚扔到门外,顺手撞上了门。他对王拓说,我们谈我们的,你用不着受别人的情绪支配,有什么事尽管说吧。
  你能不能去找任佳谈谈?王拓说。
  任佳是谁?杨泊说,是你的女朋友?
  她怀上孩子了,可她坚决不肯堕胎。她说宁肯不要我,也要这个孩子。我怎么也说服不了她,王拓说。
  这种事情我怎么谈,应该你自己说服她。杨泊说。
  她相信你,崇拜你,你的话她会听的。王拓说。
  我从来不知道竟还有人崇拜我。杨泊说。
  好多人都崇拜你,包括我自己。王拓说,你是男子汉。
  你想利用我,就拼命抬高我,这是儿童的伎俩。杨泊说。杨泊最后高声笑起来,他摸了摸自己的脸,对王拓说,好了,我知道了,不管是英雄还是草包都有解救别人的义务。反正我闲着没事,有的是时间,我可以把世界上所有道理讲给任佳听,只是别让任佳爱上我。
  这天晚上杨泊跟着王拓去找任佳。任佳是一个十九岁的图书管理员,热衷于读琼瑶的小说,杨泊通过谈话发现任佳崇拜和迷恋的并不是自己,也不是王拓,她崇拜的是一个名叫大卫的小说中的男人,另外一方面,她把自己想像成了一个名叫伊雯的小说中的女人,那个伊雯有一个非婚私主子。杨泊根据王拓的要求,讲了许多婚育的理论和利弊。最后觉得累了,他一边说着话一边困倦得厉害,不知不觉打了个瞌睡,王拓后来把扬泊推醒,杨泊醒来说,孩子睡了吗?王拓知道杨泊的意识错位了,王拓说,你好像太疲倦了。杨泊揉揉眼睛说,我从来没有疲倦的时候,他听见任佳咯咯的笑声,任佳说,你这人很幽默,我喜欢你的幽默感。杨泊说,幽默是生活的境界,即使你要哭,也应该哭得幽默一点。
  杨泊回到家已经是深夜了,他一进门就觉得问题严重了,空荡荡的屋子寂静得可怕。冯敏带着孩子离家了,他估计她是回了娘家。水池边放着一盆尿布,还有一只奶瓶上的吸嘴,它们散发着婴儿特有的温馨的气息,这使杨泊感到清醒,杨泊打开水龙头,开始搓洗那盆尿布。他想着冯敏的离家,女人就像弱小动物,一旦在自己巢穴里失去了什么,就要回到父母的巢穴中去寻找温暖。杨泊慢慢地搓洗孩子的尿布,时而抓起一块放在鼻子下面嗅嗅,尿布上的气味总是使他想起一些生与死的问题,想到他自己的模模糊糊的童年生活。外面起了大风,杨泊听见风推打着阳台上的一扇窗户,他跑去关好了窗,在阳台上站了一会儿,凤很大,下面的街道上旋卷着梧桐树的落叶,杨泊看见路灯下有一对情侣,他们站在风中,男孩把他的风衣像伞一样撑起来,笼住那个女孩。杨泊莫名地有点感动。他朝他们吹了声口哨,忽然想起几年前他与冯敏的恋爱。也是秋天,他去排演场接冯敏。他们走过秋风漫卷的街道,他对冯敏说,秋天了,我们该有个家了。后来冯敏告诉他,就是这句话使她下决心嫁给了他。
  冯敏离家的这段时间里,日子变得悠长了。杨泊一天只胡乱吃两顿饭,埋头于那本关于信息发播和反馈的书的创作,屋子现在真的空寂了,这是杨泊潜意识中所希望的局面,一旦来临却又带来了某种复杂奇怪的感觉。杨泊感到既轻松又很沉重。他回顾这几年的婚姻家庭生活,一切的矛盾冲突都诞生于孩子出世这件简单的事情上。
  杨泊不记得在冯敏分娩前是否笑了,但冯敏一口咬定他在笑。她说我疼得死去活来,你却看着我笑,你觉得我的痛苦很滑稽,只要我喊出一声,你就咧开嘴已笑,虽然没有笑出声音,但是你的没心没肝的残忍是掩饰不了的。杨泊不记得这些细节,他不相信自己像冯敏描述的那样残忍,他说,你这是臆造,是妄想狂。冯敏冷笑了一声,又说那么你为什么不肯在手术通知单上签字?医生告诉你是难产,必须做剖腹手术,你为什么不肯签字?是不是希望我在难产中死去?杨泊说你这才是残忍,把别人想像得那么残忍本身也是一种残忍。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,我希望你自然分娩。我不喜欢用剖腹方式迎接我们的孩子。冯敏又一次地冷笑,她说你说得好听,难道你不知道我是难产,必须剖腹,如果不是我妈妈来了,我就要死在临产室了?杨泊想了想,说,我不知道。我觉得你的说法没有意义。
  杨泊只记得临产室门前那张冰冷的木条长椅,还有玻璃门上用红漆写的两个大大的〃产〃字。玻璃门被护士不断地推开,关闭,挟来一种冷风和难闻的气味。杨泊那天总是感到冷,他瑟缩在长椅上,脑子里一片空白。奇怪的是他始终不能把冯敏的生产和自己联系起来,他反复读着一张庸俗无聊的街头小报,对四周的环境感到一种深深的隔阂。他记得还有几个男人也在临产室门外,他们像拿着彩票等待中奖一样焦的而激动。有个工人模样的竭力跟杨泊搭话,他说,你是男是女?杨泊说,不知道。等生出来看吧。他说,没做过B超?杨泊说,不知道。他对杨泊的回答不满意,摇了摇头,又说,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?杨泊说,无所谓。那人疑惑地看了看杨泊,忽然笑着说,我明白了。你不想要孩子吧?杨泊没有再理踩,他冷淡地把头埋下去继续读报。其实他也说不上来想不想要这个孩子,或者说这不是想不想的问题。杨泊认为生育是一件自然的事情,是生命的过程,作为一个男人,他不应违抗也无力违抗。杨泊反复读着一张庸俗无聊的街头小报,报纸上有一则报道使他很好笑,报道说畜牧学家发明了一项新的科学专利,他们给母鸡戴上两片粉红色的隐形眼镜,母鸡就会大量地生蛋,蛋产量可翻三番。
  杨泊从这间屋子走到那问屋子,打开每一盏灯。他不是那种精力充沛的人,在椅子上坐久了或者与人谈话时间长了都会疲倦。他发现窗台上有半包红双喜香烟,不知是谁忘在那儿了。杨泊笨拙地点了一支烟,猛吸了两口。他不会抽烟。冯敏曾经勉励他抽烟,她说男人应该抽烟,就像女人不应该抽烟一样。杨泊说,你这是教条。抽烟至多是无聊和苦闷的象征。冯敏说,你说得对,但我觉得你连无聊和苦闷也没有,你这人那么空,什么也没有。杨泊无言以对,他觉得冯敏刻毒,但他不想以更刻毒的话回敬她。因为他懒得吵架。
  有人敲门。敲门声很急促,杨泊去开门。门外站着一个穿黑色夹克的青年,是个陌生人。杨泊问,你找谁?那人说,找你,你就是杨泊?杨泊说,是的,既然找我就请进屋吧。那人笑了笑,紧接着他挥起拳头朝杨泊脸上打去,杨泊被打得茫然不知所措,他听见那人说,杨泊,我就是来教训你们这些骗子的,杨泊眼前金星飞舞,他扶着门框,看见那人把领子往上提了提,然后噔噔地下楼。
  杨泊摸了摸脸,手上全是血,鼻子被打破了。杨泊朝楼梯追了几步又站住了,他站在黑暗的楼梯上,摇了摇头,这世界整个疯狂了。杨泊猜不出那闯入者的身份,是精神错乱者,抑或真是一个受骗者?杨泊扪心自问,他从来没有欺骗过谁,为人真诚一向是他生活的准则,即使在筹建信息公司时他也在工作条例中规定:出售信息必须经过严格验证。不得出售假信息。那么,骗子这个字眼为什么会加到他的头上,杨泊觉得这事情很荒诞,也很可笑。那个人到底是谁?他像一个神秘使者一样突然来临,把一个事业已经失败的男人的鼻子打破了,杨泊觉得他的面目既深刻又可笑。
  好多天了,杨泊第一次照了镜子。他看见自己单薄瘦削的鼻子歪扭着,鼻孔下面凝满了血,他还发现自己的头发和胡子都在疯长,显得紊乱不堪。杨泊用力扯下了下巴上一根胡子,他想头发和胡子在人体生长是最没有意义的,它们一个劲地疯长,不仅不能带来任何价值,你还必须花钱花力气处理它们。
  第二天上午,杨泊在鼻梁部位的隐隐作痛中惊醒。阳光从窗玻璃上反射进来,刺疼他的眼睛。杨泊抽下脑袋下的枕中,折成条状搭在眼睛上,他想继续睡一会儿,却无法再睡了。依稀想起夜里做了许多恶梦,只是一个也没有记住。杨泊总是这样,每夜都做许多梦,一俟醒来就都忘了。
  杨泊扳指一算,冯敏离家已经五天了,他必须去把她从娘家接回来。不知是哪本家庭生活指南书讲了,五天是一个界线和极限,夫妻吵架在五天后应该由一方主动缓解,否则超过五天,容易导致矛盾的激化和发展。杨泊对这种理论从来是置之一笑,他去接冯敏和孩子回家,只是因为他需要他们回家了。
  杨泊从门后摘下孩子的自行车座椅,匆匆地下了楼。
  杨泊骑着自行车往他岳母家去,这段路程很短,但杨泊却一向惧怕这段路,他不知怎么特别惧怕看见冯敏的父母,虽然他们很喜欢他。杨泊解释不清其中的原因,冯敏对此有她独特的见解,她说,因为你有负罪感,你没有使他们的女儿得到幸福。
  一路上不时有人对杨泊的脸惊诧万分,之后是窃笑,杨泊知道是鼻子上的止血纱布让他们发笑。杨泊对这种好管闲事的举动很恼火,后来快到冯敏父母家时他忍痛揭掉了纱布,他不想让别人再来欣赏他受伤的面孔。
  冯敏穿着她母亲的羊毛外套来开门,她始终没有朝杨泊看一眼,后来她一直坐在桌前,用一把小剪刀修剪指甲。
  杨泊松了一口气,他发现岳父岳母都不在家,而孩子睡在里面的床上,杨泊侧过身张望了一下孩子的脸,孩子睡着了。杨泊觉得这有点不巧,如果抱着孩子,说话办事都会自然一些,可以调剂一下尴尬的气氛。
  杨泊说,他们呢?出门了?
  你说谁?他们是谁?
  你父母,他们不在家?
  如果你有点良心和教养,你应该知道怎么称呼我父母。
  杨泊笑了笑,我只是不习惯而已。其实我很尊重他们。
  冯敏没有说话,她精心地修剪着指甲,然后把那些透明的指甲屑从桌上掸掉,她脸上的表情不怪不怒,和平日相仿。杨泊觉得这反而有点难办。
  杨泊说,这几天孩子夜里闹不闹?
  冯敏这时候抬眼看了看杨泊,她说,你的鼻子怎么啦?
  杨泊耸了耸肩,说,让上帝打了一拳,他让我清醒清醒。
  我不喜欢你的幽默。到底是怎么回事?
  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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